译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有必要的，正确的，是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的。以下是原文译文:
安娜出生时具有双重国籍，因为她有日本母亲和美国父亲。她一生都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旅行，并说她感到自己与这两种文化息息相关。
但是日本要求拥有多本护照的人到22岁时才能领取护照-对于安娜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出于隐私原因，安娜要求假名。
她说：“我是混血儿，我在日本和美国都生活过，我会两种语言，在身份方面我完全处于中间。” “这就像问某人他们是否更爱自己的母亲或父亲。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出国旅行和居住的次数增加了，从1970年到2015年，国际移民的人数（至少改变了其居住国的人数）从1970年到2015年增长了两倍。
同时，对双重国籍的容忍度总体上有所提高。根据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马腾·温克（Maarten Vink）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1960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允许公民获得第二国籍，而今天的比例只有四分之三。
亚洲是这一趋势的例外。根据马斯特里赫特公民，移民与发展中心的数据，就双重国籍而言，它是世界上限制最严格的地区，只有65％的国家和地区允许这样做。从这个角度来看，有91％的美洲国家是最自由的国家。
一些亚洲国家正在收紧他们的移民法。在日本一月份维持法院关于禁止双重国籍的禁令中，居住在欧洲的日本公民提起的诉讼被驳回了，日本加强了其严格的立场。香港在二月份采取了强硬路线，禁止双重公民获得领事保护，这是中国城市从未采取过的步骤。在中国城市，双重公民身份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但已经被容忍。
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在二月份说：“中国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 “这很清楚。我们正在严格执行该特定政策。”
该地区如此抵制双重国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冲突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但是，在一些国家，批评家说，禁止双重国籍的做法也反映出对民族主义的偏爱以及维持单一种族，单一文化身份的愿望。
忠诚与民族主义
在亚太地区，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接受双重国籍而没有任何警告，包括柬埔寨，东帝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
大多数国家对此表示反对，尽管有些国家选择不严格执行其政策，允许人们通过不申报而保留多本护照。其他人则以受限形式允许双重国籍：菲律宾允许菲律宾出生的人获得双重国籍，但不向归化的菲律宾人提供双重国籍。韩国允许其在国外国民出生的孩子持有其出生国和父母所属国的护照。
国际公民研究网络全球公民观察站（GLOBALCIT）的联合主任耶琳娜·赞基奇（Jelena Dzankic）表示，许多亚洲国家反对双重国籍的一个原因是，它相信它可以在公民中建立忠诚度。 “在历史上和传统上，两个国家都不容许双重国籍的原因是，如果我们两国发生战争，您将为谁辩护？”她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许多日裔美国人被安置在美国的拘留营中，日本起草了现行的国籍法。日本明城大学法学教授近藤敦史说，其他双重国籍公民放弃了对日本天皇的忠诚，以维护自身的安全。
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一个美国出生的日裔和美国双重公民在日本为一家监督美国战俘的公司工作。战后返回美国后，他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最终他被宽恕并驱逐回日本-但几十年后，日本议员指出此案为双重国籍带来的义务冲突的一个例子。
近藤说：“在战争时期，双重国籍显示出劣势。” “但是在和平时期，双重公民有很多优势”-包括前往更多国家的免签证旅行，更多的国际就业机会，潜在的廉价大学教育等等。也有现代的弊端-例如，美国双重公民必须缴纳双重征税，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他补充说，国际环境现已发生变化，日本的“信念有些过时”，但日本政府不愿开放移民法，并有可能使保守的选民感到不安。
马来西亚塞恩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历史讲师Low Choo Chin说，中国对双重国籍的禁令也是为了确保其国民“仅对政府给予忠诚的忠诚”。Low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在冷战时期，中国为与邻国关系正常化和结束国际孤立所做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因为“海外华人参与了革命活动”和起义。因此，政府在1980年制定了现行的国籍法，以解决“外交摩擦”并“终止海外华人之间的忠诚度划分”。
现政府严厉打击双重国籍，鼓励公众举报秘密持有两本护照的人。被发现者将被减少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
这类行动是政府反腐败工作的一部分，“双重国民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并试图逃避法律制裁……逃往国外，转移其资产”，Low说，中国中央银行估计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8年，有18,000名腐败官员以8000亿元人民币（1220亿美元）逃离了中国。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公民身份问题突显出来。在跨越国界的危机中，政府突然面临诸如以下问题：我们声称哪些公民是我们的公民？我们应该为谁负责？我们保护谁？
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许多中国公民被禁止撤回其第二国籍的国家-即使那是他们的出生地或主要居住地。
有一些家庭分居的情况。一位英国妇女被告知，由于他是中国护照，即使她也是拥有英国护照的英国公民，也无法与她的3岁儿子一起撤离。面对国际压力，政府最终做出了让步。
种族与血统
全球公民观察站的Dzankic说，忠诚于单一国家和文化，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也可能“暗示了保持具有凝聚力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愿望。”中情局的《世界概况》报道，几个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也高度同质化-例如，92％的中国人是汉族。
一个国家控制其种族构成的最简单方法之一是通过其选择承认的公民身份的类型。
有多种获得第一或第二公民身份的方法，包括通过婚姻，领养和入籍。但是最常见的方式是享有出生权的公民身份-意味着婴儿自动获得其出生国的公民身份-并通过父母血统看到孩子自动获得父母的公民身份。
在亚洲，当今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出生权公民身份，这是外国族裔或少数族裔人口在一国增长的最快方法之一。
全球公民观察站认为，或者如果这样做的话，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如此。例如，韩国仅对父母身份不明或没有国籍的孩子适用出生权公民身份，因此，如果在韩国土地上出生的孩子被遗弃或父母无国籍，它将获得韩国国籍。
“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亚洲，目睹了从绝对到绝对的转变，”在马斯特里赫特中心（Maastricht Center）的奥利维尔•沃恩克（Olivier Vonk）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已经过渡到主要通过世系承认公民身份的国家。
近藤说，公认的公民身份以及国家限制的严格性会影响其人口的多样性或同质性。
他说：“韩国过去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Kondo补充说：“但是他们改变了政策，因此他们现在更加轻松地使公民增加一倍。现在，他们被认为是多种族或多文化国家。”
韩国在2010年全面修订了其国籍法，放宽了其修正案，首次允许其国民获得永久双重国籍（尽管在特定情况下）；非此情形的双重公民有更长的选择时间；并且为有才华的人创建了一条特殊的入籍途径。
近藤说，日本仍然严格执行其国籍法，并且在种族上是同质的，尽管政府的统计数据不包括种族细分。
他说：“也许普通日本人在种族和公民身份上是平等的。他说，甚至现在的一些政客都认为日本“应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安娜（Anna）说，就连以血统公民身份的“血统主义”这个词也暗示着种族。她现居英国，拒绝透露她目前的公民身份。拉丁语翻译的意思是“血统权”，而日本公民身份就是基于这种思想的，因此“血统思想在他们对公民身份的理解中非常有力”。
她说，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归化日本公民生育，那个孩子将自动成为日本公民，但社会态度和规范继续围绕种族划分界限。在学校，欺凌和混血或混血日本人的社会排斥感继续存在。
“正是出于这种血液纯度的考虑……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拥有日本国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不被接受为日本公民，因为我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是’纯正的’日本人…因为我看起来不像他们。”她说。 “很多是仇外心理。很多是种族主义。”
期待
中国，日本和香港最近的举动表明，即使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拥护双重国籍，亚洲部分地区也正在进一步远离双重国籍。马拉维此前曾禁止双重国籍，后来修改了法律，允许其在2019年生效。俄罗斯和挪威也于2020年效仿。
在香港，双重国籍的未来尚不清楚。尽管政府一直坚持要对执法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但并未提供有关将采取何种措施或将如何影响这座城市成千上万双重公民的信息。
“也许我的朋友中有70％拥有另一本护照，”香港人谭咏麟（Janice Tam）说，他还持有英国护照。 她说，她对政府最近的言论并不特别担心，但是“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强迫你选择其中一个。”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如果您选择了外国护照，那么如果您留在香港还能得到什么呢？”
持有加拿大和香港护照的黄慧仪（Ella Wong）也“乐观”，认为双重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会受到影响。 她唯一担心的是，香港是否继续将其移民法更改为与大陆相似-或者完全采用大陆法。
她说：“有了香港护照，你不知道它将演变成什么。” “它能成为中国护照吗，那么这对旅行，工作和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Low说，在整个亚洲范围内，大多数国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放宽法律。她说，西方“优先考虑自由主义和（双重）国籍的个人权利。” “（但是）在许多亚洲宪法中，移民社区很难获得公民身份，因为政府认为国籍权是特权，而不是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亚洲政府将允许双重国籍。”
但是，专家和双重公民仍然希望，随着全球移民的增长，变化将不可避免。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教授温克说，这需要时间。
尽管它们仍然是少数，但一些亚洲国家已经出台了新规则，允许更灵活的公民身份安排。例如，印度在2005年创建了一种新的永久居留类别，使印度血统的人能够在该国生活和工作。
Dzankic说，它仍然不是双重国籍，但它标志着“一种承认全球化世界的现实并逐步适应现实的方式。” “尽管各国通常都限制双重国籍，但人们可能会想知道，这些中间身份是朝着更宽松的政策迈进还是迈出了一步。”
她说：“我希望世界会改变。” “我认为必不可少的或重要的是迈向双重国籍，不是作为与国家有联系的机制，而是作为保护个人的机制-为将来赋予他们更大的生活机会。”